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法不好，手纸容易堵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去，每晚再把它倒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德国的家都如此。”

对父亲吃小罐，我特别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什么时候我能得上冒，才好呢。”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杯，站在通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小陆对史大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泪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史良被请客厅。她把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巾都该换了。”她转对母亲说：“健生，一条巾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成员的洗脸巾。天哪！父亲、母亲、和我的四条巾，活像四条发黄的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巾不再使到变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奢侈？”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说：“史大因血压住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小罐汤。”

母亲问：“为什么？”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也让我看到了这一。一次，父亲患重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一汤的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都要像这样单。”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客厅，对父亲说：“史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桶，用冲掉。”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卧车厢里，他对妻照料之周，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端茶，倒，提拖鞋，送零，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边的白织；继而取一个纸袋，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各打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标签，那上面有用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的书房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