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