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泽东。”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才能歇手。我练字，更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为什么？”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我问：“咱们去之前，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陈半丁说：“这茶叫碧螺，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它是范仲淹《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父亲自己也看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的？想必张伯驹是风倜傥，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他，真的寂寞。

我问：“谁是潘素？”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过军界，搞过金，最后成名在诗词文。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2]。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染绿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两、三，直至喝，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

“张伯驹[1]夫人。”

“杜牧。”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泽着他的心田。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画家的大跃，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里画。”

“这是李白的诗。”

听到这“非常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大寿。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亡日本，搭档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陈半老一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父亲见我如此饮，便：“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红茶罢了。”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无事可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成一件事？”

我后来才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气。父亲赶陪笑。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中国文化很有一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息的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我够不着。”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父亲足足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你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情所染，也陪着我们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的宝贝是她压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来了。”

“谁是张伯驹？”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藤蔓底下开…。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过什么工作呢？”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引力的老，面所有的线条都畅圆，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在他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母亲的书法特，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楷书，连周恩来都知。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些力。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这个院的尺寸。跃到最后，院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迎章先生和女公。

从这话里，我能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里，大半能判别这家主人对你迎和尊重的程度。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的灰墙锁园内的景，大门正面致壮观的影，足以显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份。“车如如龙，月正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门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