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没有去过什刹海，更没有勇气去叩响后海南沿（今）26号的小门。

后来，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北京东城灯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文物小店，是张伯驹孙辈开的。

最近，听我的一个同事说：北京西城黄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风味的餐馆。里面装修得像书斋，摆设似徐文长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说，老板是张伯驹的孙辈。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实的。”

她的话，令我长久地记忆。我想：张伯驹夫妇把数亿元的私人财富给了国家，却把一个文人的清贫留给了后代。应该说，后辈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张伯驹夫妇的遗产，他们不依附于权势，凭一己之力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1]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顽《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注释[2]

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着这样写道：“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注释[3]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祖籍安徽。6岁读私塾，喜爱绘画。1905年入绳正学堂。1909年赴上海，入画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画传习所习西洋画。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任院长。1919年赴日本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5年任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印尼、新加坡举办画展。讲授中国绘画。1942年被日军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1979年任院长。1884年任名誉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注释[4]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岁升入桐城中学，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学。1922年毕业，应邀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赴四川大学文学院，任院长。越一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按国民党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规定，参加了国民党（朱光潜对这段历史感到终身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3、4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第6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6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终年83岁。著有《谈美书简》《文艺心理学》《给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释[5]

杨虎（1889—卒年不详）字啸天，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大本营参军，后任鄂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4月任凇沪警备司令。1945年授陆军中将。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复兴医院。

注释[6]

关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其址即今北京大学），它是张伯驹先生的居处。其内有小楼二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凯洪宪称帝后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注释[7]

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84页。

注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