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洒枯。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浩⑥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慷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浩非要那书？要知，那是你老爸爸的遗。”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仍是朱静芳抛面，找到与派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这里的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秧，等秧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辱骂的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队驻地借了五斤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算是改善生活。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甚好，而老彭的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来，是由于某首长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一肚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

劝君更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逗留临汾和返程的销。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门。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份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来。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腊、香、咸鸭等品一律由老彭转。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命令在厨房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或切一盘香，或开一个罐，或送一个咸鸭。聂绀弩从心里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里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着急。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行实质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了一本随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1975年冬季，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了朱静芳，睛里笑意，说：“朱大，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泪便沿着面颊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理，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