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1984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开门见山地说：“××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30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讲的话有些道理。”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60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