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的，哦，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橄榄球。我们以前有个不许输教练。他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的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里都不允许有他的队有可能输掉一场球的念头。大多数教练都喜欢做出这副样子，但是你知道他们是人，输球的念头还不至于让他们得心脏病。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他们的座右铭。不许输的大麻烦在于，当你真的输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就让你只剩下找绝命索的份了。不许输也就一头跌下来，摔得粉碎。”

迪耶特-施蒂利靠在椅子背上，看着他的午餐餐客。他本来是准备和一个相当没有人味的人谈话，跟大多数银行家一样，一个摆弄着数字，用鼻孔哼出利润，尽可能地把它加到最大。但是除了对贪婪透彻的理解之外，这种熟练的操作根本用不着思考人性。

“布里斯先生，”他说道，这时，熏鲑鱼上来了。“我想把你当作我的知心人。你是个有感情的人。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我每一周的每一天里都得打交道的没有灵魂的银行家。你了解人的心。对你，我想我可以无话不说。”

“说什么？”

“我的宝贝，可爱的侄女。”

从布里斯切下一块鲑鱼然后把它送进嘴里的方式，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对这个问题是感兴趣还是觉得无聊。施蒂利第一次希望这个粗大的杂种是施蒂利这边的人，而不是帕尔莫和他讨厌的UBCO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办法…？

“告诉我，亲爱的布里斯，有没有人跟你解释过《废除父权制法》？”

年轻人皱了一下眉头，摇了摇头。“你能翻译一下吗？”

“解释比翻译要容易。”施蒂利向他保证。“有一条法律已经统治我们几百年了。甚至在成文法出现之前，我敢肯定。早在十三世纪瑞士结成了第一个防御同盟的最初的阶段，这条法律就有了。这条法律很简单：在任何一个家庭里，最后的发言权在丈夫。”

“最后的发言权？我不明——”

“问题不在法律上。”施蒂利很粗鲁地继续说下去。“问题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运动，要把这条法律从书本上抹掉。如果成了，那么每个家庭里丈夫有选举权，妻子有选举权，每个成年的孩子有选举权。你听过这种荒唐的事吗？”

“听过。”

“而且更荒唐的是，”老头又接着说道“政府实际上正在准备，一旦法律生效，就建立一个…一个…一个机构，”他气急败坏地说“帮助这些孩子去投家庭票。一个顾问局，”他用嘲讽的语调补充道“指导，都是现代社会学假仁假义的胡说八道。你能想像这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吗？”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