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几小块分散在边远省份的庄地，每地二十名农之外，在红果庄还有三百名劳役农。母亲的庄地（她自己挣来的）要大得多，总共约有三千名代役租农。母亲比较乐意购买代役租田庄。因为它们价钱贱，心少，而且代役金的多寡又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随时增加。人们时常劝她把代役租农民改为劳役租农民，但是她对这类建议不兴趣，因为她认为这样办可能在农民当中引起严重的恐慌，况且这主人睛顾不到的劳役生产恐怕只会招致损失，不会带来好。她天生是个心惯了的女人，一想到她必须听从旁人的善意劝告，她便会活不下去。我想，她所以本不理睬所谓“主人们”的指而我行我素，无非是想借此证明，在经营产业方面，她自有一天生的稳妥可靠的本能。她凭借这本能的指引，选派村里的首脑人。她从当地农民中选的总们，大都是农民们早已纷纷在念叨的人。费陀特-加甫利洛夫被委派为红果庄的村长，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农民们的默许；她很善于窥察这默许。

但是我个人所熟悉的只是代役租农的生活，而且也相当肤浅。母亲乐意让我们到后沼镇的殷实去作客，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的生活。可是在红果庄，不仅不准我们到农家去串门，而且在节日里也禁止我们到村里去游玩。贵族弟参加庄稼汉的俗的娱乐，是被认为有失统的。不过，我应当说明，在执行这个禁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家女教师。

总之，人们对庄稼汉是护的，因为他们把庄稼汉当从事有益的、人人看得见的工作的役畜。榨这劳动力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会减少劳役的效果，并且给经营理工作带来混。因此，地主经营田产的妙诀便是：既不榨庄稼汉的全力，同时又不让他们有“闲”的工夫。母亲知这条经营产业的格言，并且善于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实践，摆得农民死心塌地，本不曾想过这法是否合理。果然，他们不“闲”但也不抱怨活儿太累。

但不怎样说，我没有见到足以说明红果庄的农被活计压垮的事实，我愿意在这里证明这一。相反，从母亲同费陀特村长的日常谈话中，我所得到的信念是：红果庄实行的劳役制条条符合规定，偶尔占用农民几天时间，事后也一一给予补偿。当然，也有过违反这条规定的时候（自然不是损害主人的利益的），但这是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比如遇到连天或者久旱不雨，才这样。

尽这样，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农民的日比家好过得多。

至于家，他们的生活在我们家里是再坏不过了。这主要是由一般地主们对家的劳动的看法所决定的；我这样说，并不担心我会说错。家的劳动，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既不需要智力，甚至也不需要力（“拉什卡！到地窖里去取克瓦斯！”“拉什卡！把巾递给我！”等等），因此主人家不仅不把它算轻劳动，甚至本否认它是真正的劳动。好象家们不是在活，而是跑来跑去“无事忙”由此产生了主人极其乐于赏赐家的外号：懒骨、吃闲饭的、米蛀虫。死掉一个懒骨，不难找到第二个来替，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在任何一个地主庄园里，这财产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手艺的家不在此列。主人对他们当然看得重些（“你打他一掌，他准给你坏一整段材料！”），但这重视仅限于，并无实惠，因为基本的生活制度（如饮、起居等），所有的家都必须一律遵守。因此，他们也和别的“吃闲饭的”家们一起受着同样的煎熬。

。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所有的地主和他们的狗照例都会有所收敛，但不用多久，他们便忘了发生过的事件，故态复萌，照样轻松地起老勾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