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