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后面的谈中，彼此少了客与拘谨。

5年前，2000年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河饭店一个桌上吃过饭，并且过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脆不说了。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尽心里这么想，但是嘴却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噢，这个…我想知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我自认为自己说话比较有条理，再复杂的问题，经我的嘴也能说清楚，况且曾柳英的事迹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加工，有什么说什么，所以，很快就说完了。

从沙井回来，我很兴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吴打电话。大约是太兴奋的缘故，竟然忘记了礼貌，没有再喊他“科长”而是直接称“老吴”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吗？

“完了？”老吴问。仿佛他还没有听够。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老吴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来小喝彩。

我立刻调整自己心理，调整的方式是往好想，不要往坏想，想着可能是我讲得太彩了，所以他还没有听过瘾，想继续听，就好比一个歌唱家的演唱太彩了，以至于演唱完了之后，观众竟然忘记鼓掌一样。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我把情况说了。说得比较详细，连曾柳英在当地其实被人称为“英姑”而不是“心妈妈”以及土改那年她妈妈从地主家抱回一尊观音菩萨这样的细节都说了。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完了。”我说。声音不如开始说的时候有弹，因为我没有听到实在的喝彩声。比如“辛苦了”、“谢谢”、“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细”或者“你说得很清楚”之类，相反，照老吴的问法，好像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说到位一样。

带领她的“心一族”好事上万件，救助残疾人和贫困人士200多名，为灾区、老区、贫困地区捐款超过500万。目前，曾柳英的“心一族”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55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已经富裕起来的沙井本地人，他们加“心一族”的目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为了神充实。用英姑的话说，就是善事，因为善事让人神愉快和充实，还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来说，愉快、充实、受尊敬不就是他们最需要的吗？后来在市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把英姑的讲话给大家学着说了，大家反映烈，都赞同英姑的说法，说目前圳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满足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的神需要非常值得研究，曾柳英的“心一族”或许能够成为一模式，一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追求神充实的新模式。这模式既帮助了别人，也充实了自己，对构筑和谐社会有利。

采访结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饭。发现一个秘密：英姑只吃素。

“好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