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观念崇拜的责任，这个传统的思想不但没有被加些更多的洞察力以为调和，倒反而被现代专讲概念和主义的作者所熟习，而将它视做好似实有一个独立的存在性一般。最近的现代化心理学实是剥削了我们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门，并帮助杀害那个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在一起时尚还是一个整体的“灵魂”我们已杀害了“灵魂”而另造出许许多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口号（“革命”、“反革命”、“布尔乔亚”、“帝国主义资本家”、“逃避主义”）以为替代，听任它们来统治我们的思想；并又造出相类的物事，如：“阶级”、“命运”和“国家”很逻辑地听任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巨魔而吞吃了个人。

很明显地，现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种需经过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种更为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它的整体。正如已过世的古姆斯·哈维·罗宾逊所警告我们的话：“有些谨慎的观察家很坦白地表示他的真诚意见说，除非将思想提升到比目下更高的平面之上，文明必然将要受到某种绝大的阻碍。”罗宾逊教授很智慧地指出“良心的驱使和洞察力似乎是在彼此猜忌。但其实则它们很可以成为朋友的。”现代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有着大多的良心驱使而缺乏洞察力。对世事施用逻辑的危险这一点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但因科学思想的力量和尊严在现代是如此地巨大，以致虽有人曾做种种的警告，然而这一类的学院式思想依旧不断的侵入哲学的区域，深信人类的灵心可以如一组沟渠一般的加以研究，和人类的思想狼潮可以如无线电波一般加以测量的。它的后果是逐渐地在那里扰乱我们的思想，同时于实用的政治学上有着极恶劣的影响。

回向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则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他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古”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的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则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吱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们所用的字眼的界说，并将他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的思想家——如哥德、萨缪尔、强孙、爱默生、威廉·古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当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他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他方去著作一本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