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说，生存确是很容易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又是很困难的。对于比种族歧视更甚的这种不公平，悦子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抵触。

她想：肯定是容易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生存容易的人，不会把容易作为生存上的辩解。可是，生存困难的人，会马上把困难作为生存上的分辩。因为生存困难这类事，是没有什么可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存中发现一切困难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许会有益于使我们像普通人一样生存得容易些。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生存就会完全变成不困难、也不容易的、滑溜溜的、没有脚蹬的真空球。尽管这种能力是阻碍那样看待生存的能力，是决不那样看待生存的、属于容易生存人种的、不知保留的能力。但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能力，它只不过是日常的必需品罢了。糊弄人生的秤秆，过分地假造分量的人，将来在地狱里是要受到惩罚的。何必那样弄虚作假？生存犹如衣裳一样，是不会被意识到分量的。穿外套而觉得肩膀发板的，是病人。我所以必须穿比别人沉重的衣裳，只是出于偶然，因为我的精神是在雪国产生，因为我住在那里的缘故。对我来说，生存的困难只不过是护卫我的铠甲而已。

…她的生存的意义，就是不再使她感到明天、明后天、一切未来都是沉重的负担。这种沉重的负担，本身虽然没有改变，但重心的一些微妙的转移，使悦子能够轻松地面向未来。是不是由于有希望了呢？决不是的…悦子终日监视着三郎和美代的行动。他们会不会在某处的树荫下亲吻呢？他们会不会在深夜远离的寝室与寝室之间拉着什么线索呢？…明知这种发现只能折磨她，但事情的不确定给她带来的痛苦会比这更多，因此悦子下定决心，为了寻找这两人相恋的证据，要敢于采取任何卑劣的行动。仅从结果来看，她的热情令人生畏地确实地证明：人为了折磨自己，可以倾注的热情是无限的。正因为丧失了希望，才能倾注如此的热情。它是人类存在的表现形式，也许这种形式不管是流线型还是穹窿形，都是某种存在形式的忠实模型。所谓热情，就是一种形式。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一种媒介体，使人的生命十全十美地发挥到那种程度。

没有人发现悦子的目光在监视着这两人。毋宁说，悦子的举止显得比平时还沉着。

这期间，悦子也像以往弥吉所做的那样，趁三郎和美代不在的时候，检查了他们的房间。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他们两人不属于记日记之类的人种。他们没有书写情书的能力，肯定也不会懂得优美的合谋，要把爱一刻一刻地留在记忆里，以作纪念；也不会懂得现在早该关心以追忆的美，来表现爱的合谋。他们役有留下任何纪念和任何证据，只有两人在场的时候，眼与眼对视，手与手、嘴唇与嘴唇、胸脯与胸脯…尔后，说不一定还有那个地方与那个地方…啊！多么容易啊！多么直截了当的美丽而抽象的行动啊！不要语言，也不要意义。那种姿态那种行动，犹如参赛运动员是为了投标枪而采取的姿势，是为了单纯的目的而采取必要的姿势，这就足够了…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遵循着多么单纯的、抽象的、美丽的线条而进行的啊！这种行为，能留下什么证据呢？如同瞬间掠讨原野的燕子那样的行为悦子的梦想，屡屡自由驰骋，在她仿佛坐在宇宙的黑暗中的惟一一只大幅度摇摆的美丽摇篮里的一瞬间，它甚至驰骋到了正在猛烈摇晃着这只摇篮的闪闪发光的喷泉的水柱上。

在美代的房间里，悦子所看到的东西，有镶赛璐璐的廉价手镜、红色的梳子、廉价的雪花膏、薄荷软膏，只有一件带箭翎状花纹的外出用秩父丝绸衫，皱巴巴的腰带、崭新的和服内裙、仲夏穿的不合身的连衣裙及衬裙（夏天里，美代就是靠穿着这仅有的两件衣服，满不在乎地上街购物），还有每页都打卷儿而且肮脏得简直像纸花般的旧妇女杂志、农村朋友寄来的哀诉信…此外，几乎在每件东西上都粘着一两根红褐色的脱发。

悦子在三郎的房间里所看到的东西，只是更为单纯的部分生活用品而已。

悦子心想：难道他们两人赶在我探索之前，就先做好了用心周到的布置了吗？抑或是从谦辅那里借来阅读的爱。伦坡某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被盗窃的信”明明插在最容易看见的信插里，反而从我的过于仔细的搜寻下漏过了？

…悦子刚从三郎的房间里出来。恰巧遇见了从走廊上往这边走过来的弥吉。这房间坐落在走廊的尽头。弥吉若不是到这房间里来，是没有理由从这走廊上走过来的。

“原来是你在这儿啊！”弥吉说。

“嗯。”悦子应了一声，但她无意辩解。于是，两人折回弥吉的房间时，尽管走廊并不太狭窄，可老人的身体总是笨拙地碰在悦子身上，恍如母亲牵着磨人的孩子一边走一边不由地碰撞一样。

两人在房间里平静下来以后，弥吉问道：“你到那小子的房间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