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费了，我的生活怎么办啊。因为核电站发的津贴被妻子、也就是前妻独占，我不得不依靠它来养活正在·茁·壮·成·长的自己，而且就连我那个中年的儿子和他那位差不多算得上情妇的女人也得依靠我的资助啊。即使眼下还能支撑两个星期，可是，以后又怎么办？我匆匆赶回森和那女学生可能已经回来了的家，没坐出租汽车而坐私营电车，就因为受到金钱的影响啊。但是，森和那女学生还没回来。

电视的最末新闻出现了“大人物A”遭到袭击的报道，我回来赶上看到了。据说是多数的袭击者没通过秘书就用“大人物A”的内部电话约好时间，然后趁秘书去吃午饭时按约定来访的。三十分钟之后，秘书回来时“大人物A”的头部被击，倒下了。现场遗留了一柄被视为袭击者使用的凶器，冰镐，并且发现了不是被害人的血迹。

冰镐？我心中怦然一跳。曾经有一次，我去给“大人物A”送简报，喏，我是带着绝对不影响大人们说话的我们的孩子——“转换”前的森去的。我提出送简报的日期和时间并得到密肯所使用的电话，就是电视里所说的内部联络电话。但是，我心里发出一阵强烈的呼声，我绝对否认袭击者就是森和那个女学生。既然森和我的“转换”是为了实现宇宙精神赋予的使命，那么，在实现它的行动当中森怎能不和我相伴呢？我仅仅扮演站在他身边的角色也行啊。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在预感到“转换”的梦里庆祝“老板”夺得政权之日，我和森打倒他、取代了他呀。是啊，那梦就是证明，我和森在梦中是在一起的呀！森受宇宙精神之托实现使命，怎么能失败呀？如果有那样的事“转换”岂不是对我俩的愚弄吗？据云“老板”虽然负伤，但还活着，现场有袭击者的血迹。假定是森未完成使命而被仇人所杀“转换”的两人小组之一的我就必须单独完成使命了。但是，我怎能做到啊？我从来没把“老板”视为敌人，宇宙精神也没指示我必须打倒“老板”我没有理由去实现“转换”的使命，也就是说，如果在我和森的“转换”之中当真有宇宙精神赋予的使命的话，这次袭击就不是森和那个女学生干的了。我只是替回来晚的森担忧而产生了被害妄想，我怎能一定要打倒“老板”呀？我对那个庞然大物本来就怀着敬畏之心的。

但是，就在我这样说时，我惊讶地感觉到了我的内心在强烈地否定。确实，我曾长期接受“老板”的金钱援助，但是，那只是我提出简报得到报酬，根本不曾怀过什么敬畏之心啊…然而，一旦在心里开始了倾诉，我就无法否认我心中强烈的、主张否定的声音了。这还不够惊人吗？然而，由于我突然说出这些话而大吃一惊的，却是你这位记录人啊。我们首先谈一谈长年和我接触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吧。说不定会从记述那些的你那边发现我一向不曾意识到的敬畏“老板”的原因呢。起码你也能为了让第三者通畅地阅读而把它记录下来呀。这样把一切都委托给你，不嫌麻烦吗？哈哈。

我现在重新回想一下，才觉得最令别人容易感受的“老板”的魅力就是他的声音和那声音的抑扬顿挫。虽是老人，他的声音却铿锵有力。不是有的教师为了给学生示范外语发音而夸张地发音吗？“老板”被别人冠以这个学生的绰号似的尊称，倒也有恰当的一面呢，他说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当过一回语言教师呢。那是日本战败的前不久，他在上海，一边教中国青年们一边从事情报工作。当时正值壮年的“老板”是侵略军附属机关的职员，他的任务就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那些中国青年明知他的内情，却好像并不在意。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对“老板”不但不隐蔽复杂的内情，甚至还想让“老板”知道而又希望他佯装不知。“老板”似乎对那些人的内情也压上了盖子，防止从他这里泄露出去。如果有人声严色厉地说，我是延安的人，你能怎样？双方就不免争执起来了吗。对重庆那边的人也是如此。当时，驻在当地的军首脑们几乎都已排定了战败后的日程了。对方的新闻、杂志记者、教师、诗人、作家等等明知要被当作情报，也到“老板”的私塾里去，为的是得到一根隐身草啊。而且，这个塾里备有世界各国的期刊，他们来此也能接触那些情报。“老板”的个人目的不在于束缚敌方的人，而是让他们自由活动，以便从中摸索战败以后的前途。他的确在这方面十分成功，为战后的“大人物A”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那与现在的“老板”给对立的革命党派资助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