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王跃文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