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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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整个20世纪,包括那最后的10年,也一下子离得远了。
我想我的心态应该趋于成熟。那种在当时当境下形成的某些不容争辩的"定论",并不是说要一律加以推翻。正如那位大学生对待《二十四孝》一样,他丝毫没有想否定鲁迅先生反封建礼教的历史性功绩,也并没有想亵渎鲁迅先生那篇激烈抨击《二十四孝》的文章的文本价值,但是他在远处看风景,结果看出《二十四孝》也并非一味地腐丑,从中还能提取出有利于现代"亚高龄社会"里,代间亲合的"可利用资源"。
因此,如果我在21世纪里遇到这样的"观景者",提出一些类似的"观感",即使我不能跟其达成共识,我至少不会再惊诧莫名。
记得我曾在外地从宾馆去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不少乱扔的垃圾,还有被风吹挂到行道树上的塑料袋,搞得情绪非常地坏,那时觉得这片土地真是没治了!但是当我乘坐的客机升空以后,我从舷窗下望,映入眼里的是翠绿的田地、青黛的林带、齐整的公路、蜻蜓翅膀般的立体交叉桥、反射着天光的蜿蜒河流,以及簇簇彩色积木般的房舍、塔楼,都在说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毕竟不懈地创造着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