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厨人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dao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zhong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zhong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dao上、打算车到便往上tiao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ti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漂liu前进，但总有少数pigu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bu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gu人chao。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zuo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漂liu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漂liu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dan、胳膊、xiong脯都还是jin绷绷而富有弹xing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yin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shen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zhong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lun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ting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ting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dai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he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tou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tao！”母亲赶jin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shenshen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zuo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zuo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zhong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50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ba痧，经常在额tou上、太yangxue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feng，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rou，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guan这zhong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zhong豁出去的劲tou，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chu1下脚的ji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liu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16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dao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tao瓷瓶、瓷帽筒和一个ying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gen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ju，重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