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画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人情吗？合理吗？

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楼；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