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瑶表妹便没有再问下去。

七舅舅在那以后没多久就发病了。冠心病又引发了肺气肿，很快转入危急阶段。七舅母、瑶表妹、汪妈及其他一些亲戚及七舅舅的徒弟轮流值班，在医院特护室陪住照顾。有一天瑶表妹去接班，在医院走廊上同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擦肩而过，瑶表妹走出几十米后，猛然觉得那擦肩而过的一对中有张面孔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对了！就是那运河边小镇上摆摊卖小食品的妇人！就是那开始好心地借她马桶用后来却脸色乌青地把她赶走的妇人！就是同她男人也把七舅舅叫作七舅舅的人！悟出这一点以后，瑶表妹赶紧扭身回去寻找，一直追到候诊大厅和挂号处，却再认不出那张面孔…瑶表妹到了住院部七舅舅的特护病房，正在那里值班的是他的一位徒弟，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瑶表妹便问他下午都有谁来看望过七舅舅，他说来过的人很多，有市卫生局的领导，有曾受惠于七舅舅的患者，也有他认不清的我们家族的亲友…瑶表妹便把那对夫妇的面貌身段形容给他，他却说不清是来过还是没来过——瑶表妹不便再问下去，因为七舅舅似乎又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费力地喘息着，瑶表妹立即踩动吸痰机，给七舅舅吸痰…

七舅舅终于寿终正寝。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悼词全是赞美的话，但没有提到他早年的革命历史，讲他生平只就他何时学医、何时从医、何时成为名医一路讲下来，颂扬的全是他的医术医德。难道他果真是及时退出了不适宜的人生角色而终于选定了最称职的角色？幕落时他安详地躺在那里，听取他想听的评价。

我在北京，自然没有参与七舅舅的丧事。不过当瑶表妹把那一切转述给我时，我却颇为不平，我想到了我父亲的去世。我父亲去世在1978年，当时部队已给他彻底平反，并承认对他的所谓“复员”处理荒唐失当，父亲原来任教的那所部队军事学院“文革”被砸烂，1978年时正积极准备恢复，父亲等待着学院把他和母亲接回去继续任教，但父亲却突然在那年的一个夏日中午脑溢血，几个小时后仙逝而去。据母亲事后告诉我们子女，直接的发病原因是父亲为准备重执教鞭，从县立中学教师那里借来了一套供教师进修用的英语教材，那教材是省城一所大学编印的，父亲借看是为了了解一下那几年里英语教学的一般情况，谁知他一翻阅，大惊失色，不仅编写的角度他认为岂有此理，不按英语本身规律，而是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排列课序，而且语法上的错误比比皆是，加以校对极不认真，而“勘误表”中又再出现错误，他气得一拍桌子：“简直误人子弟！”就在这一拍之间，便发作了脑溢血！

我父亲逝世在离他所属的那所恢复中的军事院校和我们子女都很遥远的地方，我们赶回去时他已火化。部队来了两个人，因陋就简地在父母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开了个追悼会，尽管部队带来的悼词也都是些赞扬的话，但原则而空洞，究竟我父亲的一生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很不明确；并且他也未能像七舅舅那样，以瞑目的遗体聆听着悼词中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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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给那个小镇的户籍部门及五金公司写过信寻找那与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都给了我回信，说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他们找不到那样一个人。我又曾向瑶表妹建议约定一个于我们两个都相宜的时间，一同去那小镇一趟，找到那个摆小食品摊的娘娘，同她恳谈，也许她和她丈夫会认下我这个侄儿，但是瑶表妹写信告诉我，她后来又曾去过那个镇子，沿河那条街的旧房子全拆了，翻修后的街道为适应旅游已几乎全是商店，大多数居民都已迁往别处，她又不知那位娘娘的姓名，如何问得出下落？而在街巷市场中邂逅的机缘又实在渺茫。她对此已全不抱希望。瑶表妹毕竟与那对夫妇毫无血缘关系——就算他们真是我爷爷的儿子和儿媳妇——而我却总在心中萦怀着一种拂不去的柔情。也曾向最亲近的朋友讲起过这桩事，有的就打趣我说：“人家都是忙着跟失散在台湾的叔叔婶婶相认，因为都知道台湾人如今腰包鼓，你倒好，急着要认小地方的穷亲戚…”我便也揶揄地说：“你怎见得我那叔叔没发财呢？也许他是个乡镇企业家，已经腰缠万贯了哩！寻上他，不是连你也能揩一点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