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旧报纸查出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登出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色分子，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干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出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头版而只出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原罪”一种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种热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进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欢，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毛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毛泽东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处，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交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处而不是汉奸周作人的住处。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奸，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毛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出“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进入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轮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点。当然只是“稍微”了“一点”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逼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头沉默。

他晚上被关进地下室，白天被放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他的原配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他并没同那原配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头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