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onestdefous，plusonrit。”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aioubliémes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