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住了整个耳朵。这团兵过去好久之后，又断断续续地迎来一些掉队的散兵。他们全身沾着灰尘，一副疲惫的样子。等掉队的人都走完后，又来了一个士兵，他跛着脚走路。到我的车旁后索必靠路边席地而坐。我下车跟他搭话。

原来他的脚有疝气病。我问他为什么不搭运输车去医院，他便开始大骂战争给他带来的苦痛。他说中尉会骂他故意把疝带弄丢。我虽然非常同情他，但不能让他跟其他病人一样被分配到不同的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他没有病历卡。

送完了病人，我让阿尔多开车，扶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了车。一路上，他问我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有何看法，我强烈地表示了我对这场战争的不满情绪。

一看我们要把他送回团队里去，他用几近哀求的口气要我们想法子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害怕上尉级医官会责备他故意丢掉疝带，他企图希望病状恶化一点，可以不用再上前线。

看着他一副对战争，对前线充满厌恶的神情，我也开始帮他出谋划策，如何才能避开前线。最后，我给他出了主意，让他自己设法在路边撞出个疙瘩，然后等我用完车子回来时送他上医院。

于是他在中途便下了车。我们继续上路完成使命。直至把最后一个伤员安全送到目的地。

我们开着空车返回，我没有忘记曾对那位患疝气的病人许下的诺言，把他带到远离前线的医院疗伤。但当我再一次碰见他时，场景很是让人心酸，他正被两个人抬一辆救护马车。他无助地对我摇摇头。他头上的钢盔已掉到地上，额边的头发边沿在流血，鼻子也擦破了一层皮，伤口上沾满了灰尘。他大声地告诉我他作出的牺牲没用，他最终还是被部队派来的人给接走了。

等我们回到别墅已是五点钟了，我在洗车子的地方洗了个澡后便回房写报告。忽然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给美国的亲人写信了。提起笔时地不知从何说起，最后给他们寄了几张战区的明信片以报平安。

在我看来，这场战争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坚信我不会死于这场战争。但我非常希望这场战争能早日结束，不论是胜还是败。我还想像着有朝一日我能去奥地利周游一趟，去西班牙饱览名胜古迹，与凯瑟琳相约在米兰。那是多么浪漫的事：在咖啡馆吃完晚饭后，踏着夕阳的余晖散步，然后一起去旅馆共度良宵。想到这里，我快速地直奔馆堂，想吃完饭的早一点去找凯瑟琳-巴克莱小姐。

饭堂里人声鼎沸，大家边吃饭边说话。一位教士向我谈起了他在美国受冤的一段往事。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只能装作知道的样子应付着，因为教士毕竟是个好人，虽然很不识趣。后来围绕这个话题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才知是一个笑话而已。他们给我倒了一些酒，我喝了点，因为如果我不喝的话，大家会说我不够亲热友善。随后，我讲了一些故事以飨众人。大家拼命用酒灌我，教士也在一边起哄，非要我与巴锡一比高下。无奈之下，我俩开始以酒角逐。比赛到一半，我忽然想起要去找凯瑟琳，便自认不如巴锡。这时雷那蒂也帮我圆场，说我确实有重要约会，这才摆脱了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