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不敢怠慢。

报纸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译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拿给姑姑看，姑姑照便说不懂，然而又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张爱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对“出名”这件事是太不敬还是太看重。姑姑也从不觉得侄女聪明，有文采，并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气，她只管抱怨她，说：“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而且自大。”

唠叨，是因为张爱玲笨，一件事总要同她说很多遍，不时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为张爱玲笨，显得周围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姑姑其实很怕别人唠叨，她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说起话来简直叫人觉得岁月绵长如线，恨不得拿起把剪刀来剪断她的话头。姑姑因而叹息：“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爱玲自己写文章，也劝姑姑写，她不同意，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然而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姑，在乱世里却是有点无用武之地，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也许是因为挑剔的缘故。

从洋行出来后，她有一段时间在无线电台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说来也还轻松，可是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还理直气壮地很——“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便卖珠宝。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十块钱，她没有卖，便一直留下了，却又不知道留着派什么用场。便叹息：“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然而张爱玲不这么以为，她正活在兴头上。在她心里眼里，只觉得“值得一看的正多着”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她无心中看到了，高兴了好一会；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她又觉得新奇且喜悦，仿佛爱丽丝走入仙境；晚上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楼下小孩子拾起那喇叭的调子吹口哨，也都叫她欢喜，仿佛乱世逢知己…

便是这样地容易高兴，即使在乱世中，即使没有工作，前途茫茫，然而她还有青春，有天分，有着生命的期待与无限的可能性，有姑姑的陪伴和炎樱的友爱。

炎樱的父亲在上海成都路开着一家门面很有规模的珠宝店，店名就叫莫希甸，和他的姓同音。招牌上中英文对照，前门开店，后门出入，店堂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钻石镶嵌的各色饰物，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那些宝石价格不菲，没多少人买得起，所以店里的客人总是寥寥无几；住家在楼上，拐弯处是亭子间，摆着八仙桌、凳椅等家具，用以进餐或会客——张爱玲来了，便在这里与炎樱聊天。她后来在《色·戒》里把刺杀地点安排成一间珠宝店，描写细致，大抵就是这莫希甸给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