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他的传说。明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攻取云南以后，建立卫所屯田制度，先后移民汉族人口三、四百万到云南，使云南人口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变化。至于杨升庵本人，从三十七岁遭贬到七十二岁去世，三十多年在云南设馆讲学，广收学生，而且，还在云南各地游历考察，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写成了牵涉学科众多的学术著作。以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的人格魅力，使得云南各族人民在杨升庵之后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这是知识分子的正途，在一片蒙昧的土地上传播文化新知，以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铸造贡献了巨大的功德。

杨升庵流放云南，使他从庙堂来到民间，从书本中的纲常伦理走入了更广阔的地理与人生。他每到一地，留意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征集民谣，著为文章，发为歌咏。他在《滇程记》中记载了戍旅征途沿线的地理情况和民族风俗等，为后人了解西南边疆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放逐期间，深入了边疆地带的民间，关心人民疾苦，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并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所以直到今天，在云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三个神（或人）就是观音、诸葛亮和杨升庵。有学者指出，明初之时，云南和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一样还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明以后，云南的文化面貌便与上述地区大异其趣，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朝廷实行的卫所制度，再一个，就是杨升阉的文化传播与教化之功。

但这样的教化之功，并不能稍减他个人与家庭命运的悲剧感。杨升阉先生独在云南时，其夫人黄峨就在这个满布荷花的园子中思念丈夫，等待他的归来。远在边疆的升庵先生同样也深深思念在这座家乡园子苦等他归来的妻子黄峨：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黄峨也以《罗江怨》为题，回赠丈夫：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