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他说，来香港定居多年了，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过意不去，把他办出来了。他现在自己开公司，妻儿移居加拿大，买的护照。他对你大可实说：“这些年挣了些钱，不算大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不愁甚么了，我是两边飞，这香港要混不下去，说撤就撤了。”还说，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

“甚么话一.”你倒记不得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要不是你那句话，那势头哪盯得下来？”

“我父亲就没盯下来，”你说。

“自杀了？”他问。

“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救过来了，又弄去农村劳改了几年，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就发病死了。”

“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梁问。

“那时哪还敢写信？信要查到的话，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

“倒也是，可他有甚么问题？”

“说说看，你又有甚么问题？”

“甭说了，嗨！”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又问：“你生活怎样？”

“甚么怎样？”

“我不是问别的，你现在是作家，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经济上，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语气犹豫。

“明白，”你说“还过得去。”

“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更别说中国人了—这不像做买卖。”

“自由，”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他点点头，又鼓起勇气说：“你要是…我就直说吧，手头上一时有困难，周转不开，你就开口，我不是甚么大老板，可…”

“大老板也不说这话，”你笑了“他们指点钱—办上个甚么希望工程啦，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递给你说：“这是我的手提电话，房子是我买下的，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