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妙，姑录于下：

隋人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读书，生暴戾，伊攻咸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焦耳的量而已。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图书嫌帛，皆取为帷。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一时燔。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一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元气不耗，则必调饮以助之，而咽者，所以纳授饮也。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远取诸，远近虽殊，治无二。

第三节历代焚书简史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不燔诸，诸尺书文篇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华分——诗书诸，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笑谈渴饮匈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笑谈洒盈腔血。”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著作，其中约有524，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禁书和其他345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复致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