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却不是先进的智能型建筑。这使生活讲究的中国人有些不习惯。

客栈也没有像各国流行的那样用机械人搬运行李。据说，是为了保持古风古韵。后来，才知道跟当地失业率高有关。

大家给了搬运工很优厚的小费。他们都感激得要命，说中国人就是好。

其实，这几块钱，对中国人来说，算什么呢？

大人们开始聊天。

“我还是十岁时来过纽约。它没有什么变化。”

“你要它怎么变化？变得像基隆还是像重庆？不可能。”

“说这个没有实际意义。我告诉你们，纽约有很好的东西。我保证你们都会乐不思蜀。”

“是什么？”“纽约的狗肉宴，天下第一。”

我闻声凑了上来：“什么？”

“讲好吃的，小伙子。没你的份。”

“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开腔！我们美国，虽然不行了，但这点地主之谊，还是要尽的。”戈尔在一边卑躬地说。

客栈举行了简短的仪式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经理用汉语说，能迎来中国围棋界一流人士，是旅馆的荣幸。他本人对中国，那真是向往之至。

“可是，三十多年来，美国实行锁国政策，我一直不能实现去中国的愿望。现在，艾米丽总统上台了，实行对外开放，也许过不多久，像我这样的普通美国公民也能去中国学习了。”

他说得都快掉下了眼泪，这使我很不安。经理的汉语腔调则使我想笑。二十一世纪中叶，是个人都会说几句汉语。

余领队致了答词。他说，从经理身上，看到了美国人民重新振作的气象。

客房倒很宽敞。墙上布置着中国水墨画。看起来像是真正的进口货。

我从房中可以俯视一个很大的垃圾处理场。后来听人说，这里原叫中央公园。

晚上的程序是出席市棋协的宴请。我想在桌上发现狗肉，但是没有。曹九段小声告诉我，美国人因为知道中国人来自文明国度，恐怕不吃狗肉，所以就没有上这道名菜。

席间，戈尔喝了不少洋酒——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秦池酒。他喝醉后便嚷嚷着要跟我们下棋。

在国际交往中，这很失礼。大家都面面相觑。

戈尔点名要跟我下。

“我要跟中国神童下。美国没有神童了。美国没有明天了。那么，就由我糟老头子来对付吧。”

大家不忍心看他的样子。有两个女队员去劝他，但他的酒疯越发越厉害。为了不影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领队只好让我陪戈尔下一盘让子棋。老余暗示我输掉这盘棋。

戈尔对外的说法是业余四点三段。他不是我的对手。

然而，我当时是多么的年少气盛啊，虽然领队一再示意，我最后仍忍不住赢了戈尔。

听说，戈尔在回去的路上痛哭不止。

六十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事，便非常后悔。因为那事过后不久，戈尔就因为救我而死了。

下完这盘莫名奇妙的棋，回到房间，刚休息一会，微型光脑便响了。

光脑只是一块小圆薄片，像一块通灵宝玉似地挂在我的脖子上。它是“阿曼多”亿万个细胞中的一个。光脑按程序过滤着千头万绪的信息和梦幻方程式。这时，一定出现了需要惊动主人的东西。

我用脑电触动开关。两个三寸大小的人，一下跳在了桌子上。他们是我的父亲唐平平和母亲郑薇珊，准确来说，是他们的全息影像。我这才想起，离开中国后，就没有跟他们通过话了。

坦白来讲，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因为我是从试管里产生的。大人们不愿意生育，就从国家的仓储中领养了我。

尽管如此，他们对我仍感情很深。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他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为围棋神童。

我还有个妹妹唐蛟。她是从另一个试管里拿出来的。父母没有培养她下围棋。结果她现在还在联网学校里像个傻瓜一样读书。

小时候，我曾感到奇怪，为什么父母都不会下棋。等我了解到自己的试管背景后，我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基因树上的父母和祖父母是谁呢？这是一个谜。

这棵树的根伸向清朝或明朝的某个大国手么？

二十世纪末的生物学研究就已表明，一个人的才干和特长，遗传基因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我注定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替中国扬威四海。这就跟基因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

“阿龙，你没生病么？”郑薇珊尖着嗓子说。我觉得穿着袍服的女人在桌上看起来很滑稽。

“没有。”

“病了要吃药。美国那个地方，别的不多，就病菌多。所以，要特别注意。”

“嗯。”“什么时候比赛？”“后天。”

“侬不要紧张。紧张不好。睡觉一定要足。拉屎要一次拉干净。不行的话向‘阿曼多’请求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