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

“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就是讲客气才弄出法国革命的！我不会错，我肯定，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这个额头圆圆的、阴沉的蠢猪一定要当囚犯，要给全家丢丑的！”

现在，这种会丑和可怕的事情突然落到我家的头上了，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呢？总不能把哥哥也叫作额角圆圆的、阴沉的蠢猪吧。他的“犯罪活动”看来比苏波金娜家小姐们的活动还更荒谬，更难以置信。苏波金娜家的小姐虽说也属于富贵的善良人家，但她们毕竟由于自己少女的愚蠢，随随便便就被什么罗加乔夫的兄弟们弄糊涂了。

哥哥的“活动”是什么，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我不很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活动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在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杜勃罗霍托夫的师范生的领导下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哥哥——一个只靠自己的奇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和大学的人，去把自己全部青春的热情献给“地下工作”？莫非是彼拉和塞索伊卡②的悲惨的命运？无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但为什么他象所有的同年人一样，在诺沃谢尔基，在巴图林诺都从不注意生活中的彼拉和塞索伊卡呢？在许多方面他都很象父亲，无怪父亲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说：

“不，好极了！我喜欢喝它两蛊！让它头昏脑涨！”

让它头昏脑涨这句话本来是酿酒厂里常说的，一但喝醉了的人也用它来表示自己感到年青和快乐，感到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萌动。感到已摆脱理性的束缚，摆脱日常事务的牵挂和约束。农民们谈到伏特加酒时也这样说：“尽量喝吧！喝了它人就可以解脱！”“罗斯就是纵酒作乐”这句名言看来并非象表面解释的那样简单。难道装疯卖傻，漂泊流狼，宗教狂热，自焚和一切暴乱，甚至那令人惊叹的描述和俄罗斯文学引以为荣的文艺感染力同这种“乐趣”没有血缘关系吗？——

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

②彼拉和塞索伊卡是哪一作品的主人公，不详。

十三

我哥哥改名换姓，易地迁居，藏了很久。后来，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便来到巴图林诺，但一到此间的第二天，就被宪兵逮住了。这是我们一个邻居的管家去告密的。

事有凑巧，就在宪兵来到巴图林诺的那天早晨，这个管家被一棵树打死了，这棵树是照他的吩咐在花园里砍伐下来的。我当时想象出事的这幕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大花园，当时秋色正浓，树木疏落，秋风秋雨把满园弄得凋零斑秃，到处结了寒霜，铺满败叶，枝干已经发乌。只剩下几点黄黄红红的衣着。一个清鲜明朗的早晨，阳光闪灼，林间草地上光彩熠熠，一束束暖和的金色的光柱在树干之间倾泻着，它们流到窎远的潮湿而寒冷的空间，流到底下阴暗的角落。那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晨雾，象一层薄烟似的映照着蓝天的光泽。在两条林荫道的十字路口，一棵雄伟的百年械树撑开巨大的树冠，直插潮湿的明亮的晨空，那象黑色的花纹一样的枝丫，有些地方还吊着淡黄色的齿状的大叶。几个只穿着衬衫的农夫，把帽子推到后脑勺，高高兴兴地嘿呼着，用闪亮的斧头猛劈着，因年岁而变硬了的粗大的树干，越砍越深。与此同时，那管家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仰望着在空中抖动的树梢。也许，他是在沉思，怎样巧妙地埋伏下来，好逮住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吧？但这时大树突然哗啦一声，树梢出其不意地向前倾倒，急速，沉重，可怕，哗啦啦地穿过旁边的树枝，向他身上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