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地独个儿坐在角落里，靠近进月台的大门旁边，虽还英俊可爱，但那瘦削的身躯，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上衣，外披父亲的貉皮袄，模样却异常可怜。他四围空寂无人，——宪兵们常把围着看热闹的娘儿们、农夫和小市民赶开，他们出于好奇诚惶诚恐地看着这个已落入笼中的活着的社会主义者。特别好奇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他身材修长，头戴高大的海龙皮帽，脚穿沾满灰尘的深统套靴，他睁大眼睛，凝视着哥哥，象发连珠炮似的向宪兵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竟使他们无言以对。宪兵们不时看着哥哥，象看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一样，他们都必须把他监视起来，必须把他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宪兵突然亲切而又温情地笑着对我母亲说：

“夫人，您别担优，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的…您同他坐一会吧，到开车还有二十来分钟…少尉马上打开水去，您可吩咐给他买点路上吃的东西…您做得很好，给了他一件皮袄，在车厢里，晚上可有点冷呵…”我记得，这时母亲开始哭了，她坐到哥哥附近的椅子上，突然放声大哭，用手帕捂住嘴巴，父亲呢，痛苦得皱起眉头，甩了一下手就赶快跑开了。他没有受过任何苦难和不愉快的事情，一旦有这类事情发生，总是出于自卫而想方设法尽快躲避起来，他甚至连一点点生离死别的痛苦也要逃避，老是突如其来地颦眉蹙额，使送别的人大为扫兴，而且嘀嘀咕咕，说什么送的时间愈久，流的眼泪就愈多。他到小卖部去喝了几杯伏特加酒，然后去找站上的宪兵上校，请他允许哥哥乘坐头等车厢…

十四

这天晚上，我除了惘然若失和困惑莫解之外，没有任何感觉。哥哥刚一押走，父母也都走了…，此后，我久久地熬受这新的心灵上的病痛。

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第二天早晨就同母亲走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象我们家乡十月份常有的天气那样。只是在城里，凛冽的北风吹得冰肌刺骨。一切东西都显得特别明净，宽敞。无论是大街小巷，或是空旷的郊外，都好象完全失去了空气一样。一明朗的天空上，飘浮着白烟似的浮示，自云之间不时闪出一丝强烈的绿光…我把父母送到寺院和城堡跟前，这儿有一条公路通向田野，路面已结了薄冰。硬得有如石块一样。田野那边。一片萧索冷落。只因为有了阳光和云影，它才显得有些光彩斑驳。马车就在这里停下来。当我们收抬停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虽然它不时从云间探首窥望，耀眼的光芒却不怎么暖人，待我们出城来到田间，北风可吹得叫人难受，以至坐在赶马车座上的车夫，也不得不弯下头来。父亲穿着皮袄，戴着冬季的皮帽，胡须吹得满脸飘扬，直扑到眼睛，害得他眼里冒起金星，泪水直流。我从车上下来，母亲又辛酸地哭了，她那灰色的风帽贴到我的脸上，父亲呢。只在我身上匆匆地划了十字。用冻僵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然后冲马车夫的背后喊了一声：

“走吧！

车蓬半支的马车顿时轰隆一响，那匹强壮的栗色辕马仰起头来，摇动了轭下的小铃铛，那两匹枣红色的拉边套的马立刻跷起了屁股，步伐整齐地跑起来。我久久地站在公路上，目送着这个车蓬，看着滚动的后轮，看着毛茸茸的辕马的蹄子，它们在车身下的轮子之间飞舞着，看着拉边套的马的铁掌，它们在车子两侧高高地、轻巧地奔跑着。我久久地听着逐渐远离的轭下的哭泣声，心中十分痛苦。我穿着一件薄大衣，寒风刺骨，只好缩起两肩，抵御寒冷，想着昨夜父亲在贵族旅馆吃饭时，一边给自己斟黑啤酒，一边说的那番话：

“这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他肯定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唉，让他们逮走吧，也许还要送到西伯利亚去，送吧，他们会送去的。现在送到那边去的人还少么，我问你们，托波尔斯克①有什么地方比叶列茨、沃龙涅日差些呢？简直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正如古洪·扎顿斯基所说，坏事会过去，好事也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