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的政治环境扰了青年知识分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障碍。许多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活动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以及民族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虽说这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受过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现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态度乃是安逸和弱的合，弱使人到一切忙碌劳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们能希望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赖于公共事业，哪怕在面临死神的时候，他或许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还多，还实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与我校相似的学校。虽然这样的结果也许会是他的脑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静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称羡。

我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在西方国家，许多知识阶层中的年轻人，由于发现没有合适的职业适合自己的才能，从而越来越到不幸，然而，这情况并不见于东方国家。现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轻人大概都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年轻人要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相应地有一诚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死了，有的被饿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迫年轻人在要么行凶为恶，要么无所事事之间作唯一的选择，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苏联青年的信仰也许是无情的，可是对于信仰，他们除此之外还能提什么异议呢？这些青年人确实在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符合人们意愿的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这一世界，也许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居住，但他们也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才行。因而，无论从哪一个实际的角度来判断，苏联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据的，除了基于理论的什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行的谴责——说它是非人主义的——实在是毫无理。

然而，我并不是主张，只有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它们，因为它们需要一极不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杰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并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其鼓的事业中获得愉悦。工作的乐趣对所有备特殊才能

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那些甚至有时并不理解他们的普通大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上，他比艺术家幸运。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键限，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学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相反，艺术家则于要么选择被人鄙视，要么卑鄙无赖的人的痛苦不堪的境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有惊人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结局便是前者；如果他藏不，结局便是后者。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于勒二世①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论，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