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像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像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砂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