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激烈的争吵，看样子如果带着枪，他们马上就会动武。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西线的战争是装样子的，所以看到他们之间这么仇恨，我们甚感奇怪。这个德国人在我们当中躺了那么久，我们这些俄国佬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冲突，相反却经常在一道说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头发（这是全古拉格的奇迹），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头，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瑞典语，他讲出来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像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箍帽的厌恶。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鲜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一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们不断地流动-一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