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