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车木板接的地方把一辆装泥的手车翻了，泥洒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下来。“我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这摊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是穿着波士顿呢料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噢，对这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于虚伪，他们需要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即使在抓这人达到最峰的几个月，走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又能利用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向群岛的各条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堕落分”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给谁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严厉和残酷。”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变钝。”矛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事！”（这是什么事？难不是先前对别人过的事？见本书第一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走在一条错上，他们提了一些惊人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钻了内务人民委员（另一说法是：内民员里钻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谋。三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斯大林不知这些逮捕。一旦知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