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