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