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食的，因为想吃东西呀！）贮备青贮饲料也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进行，蚊纳成群，却无任何防护方法。（脸和脖子都被咬坏了，满是疤痕，眼皮肿了，人几乎成了瞎子。）——在维切格达河滩地采掘泥炭：把冻结的淤泥层用重锤凿破、揭开、去掉，从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后装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营方舍不得马匹）。普通的土工（沃尔库塔附近的“土工”独劳点）还有一项惯常的惩戒劳动——露天开采石灰和烧石灰，还有采石。不可能-一列举出来。凡是艰苦的劳动中最艰苦的，难受的劳动中最难受的——这就是惩戒劳动。每个劳改营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惩戒劳动。

送到惩戒区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强的犯人和窃盗犯（不错，是窃盗犯，由于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伟大的教育制度在这里遭到破坏人那里关着整工棚的拒绝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国营农场为在押犯人设立的惩戒营里，她们被关在水深及膝的禁闭室里。一九四一年秋天给了她们五十八条一14的判决，全都枪毙了）。神甫维克托-施波瓦尔尼科夫“因进行宗教宣传”（复活节前夕为五名女卫生员作了“彻夜祈祷”）被送进惩戒区。送到那里去的有胆大妄为的工程师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送去的还有捕获的逃犯。那些怎么也不愿意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打成一片的社会亲近分子，也被咬紧牙关送了去（分门别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我们不会责备劳改营领导有时无意中出错：例如，从卡拉巴斯派出了两辆大车，一辆装信教的妇女去儿童村照料劳改营的儿童，一辆装女盗窃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惩戒区——康斯巴依。但她们把东西放错了车子，于是患梅毒的女盗窃犯就去照料儿童，而“尼姑们”就上了惩戒区。后来才想了起来，也就这样留下了）。

常常因拒绝充当眼线而被送往惩戒区。他们大多数都死在惩戒区，当然不会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杀人凶手行动人员更不会说到他们。土壤学家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因这个缘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来。爱沙尼亚农业杂志编辑埃尔马尔-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惩戒区的。

这里还有一些与女人有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严格地作出判断，因为背后总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隐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纳格尔亲口讲述的经历。她在乌赫塔国营农场行政科当打字员，就是说，是一个找到舒适位置的杂役。她长得体面、茁实，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有几分是为了行动方便，穿着一条灯笼裤和如像滑雪时穿的那种上衣。了解劳改营生活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多大的一种诱惑。行动人员西多连科少尉想同她发生较亲密的关系，纳格尔回答他说：“宁可让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么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钉子后，行动人员突然翻脸说：“难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就这样吧，你以后将同我们合作。”她拒绝了，于是就被送往惩戒劳改点。

下面就是纳格尔到惩戒区后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里混合住着女盗窃犯和“尼姑”五个姑娘裹着床单走路：女盗窃犯们昨夜玩牌时把这几个姑娘身上的东西都当做赌注输光了，就让她们脱下来交出去。突然，一伙穿着村裤戴着细毛毡礼帽的男盗窃犯带着一把吉他闯了进来。他们唱着自己的盗贼小夜曲之类的歌子。突然又有一伙男盗窃犯气乎乎的闯了进来。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一个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脚踩她。她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都坐着，不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没有看见似的。过些时候，医士来了：“谁打了你？”挨打的姑娘回答说：“从板铺上掉了下来。”就在这一晚，纳格尔也被她们玩牌输掉了，但狗腿子独眼龙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报告了营长，营长就把纳格尔带到门房去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