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吗要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到这）而采取一奇怪法，即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哎。卖良心的笔杆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老是悬挂在公民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表！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2。者有理。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由于理宽大，盗贼也就繁起来了。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行登记，把它们送剥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并不是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力壮的，但这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了什么决定，也不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的人长增膘。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了几滴鳄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苏联的家！）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去救助：妻不放丈夫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

3.人家没有砸在你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到自己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过。斯大林也这样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独特的法典”他们说话讲“信用”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和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乌鸦车”里遇上这帮鬼怪…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窗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你就眯起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上的证人当心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这事。他们的伟大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得及变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