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