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要知，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粮。所以在取消了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吃的。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或运生产区（当门搜查得的时候——把用柏油封的小瓶放汽车的油箱）。

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失意人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上，也看得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也不。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泥、油漆、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主要工作——旁门左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监狱或者已经放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人也都叫自由民。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给的面包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得发疯的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