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