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