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
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
。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
是在走向死亡，但放者的孩
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
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
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这是些特殊的孩。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总是说（对孩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
的，他们同别的孩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自己却亲
验到他们上
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
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
）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
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
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
，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状态转
另一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放者，——不论你
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在埃克
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
的埃克斯图兹当一名放者，能够
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
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
与
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
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
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
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得不对吧？得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
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
脑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路：
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一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我可以走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是的，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
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而是替国家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是什么事都得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了区警备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