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