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干预这件事。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报》的记者奥·柴可夫斯卡娅也来干预了这件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年的斗争。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为此，他们之间订有一条秘密默契：不管上诉状递交到哪里，哪怕递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统统转回原审理机关处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员（审判员和检察长等），即使发现他们有滥用职权、感情用事、挟嫌报复、判断错误或处理不当等情节，也都一概不受指责，不受惩罚。我们要庇护他们！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挡风墙！正是因为能这样作，我们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经开始侦查，结果却不起诉，这怎么行？！那不等于侦查工作放了空炮吗？既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结果却不判刑，这怎么行？！这不等于愚弄了人民审判员吗？！法院不是白忙了吗？！州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进行再审？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在本系统内部增加废品率！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同事们感到不快。何必呢？！举例说吧，由于告密而一旦开始的侦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决而结束，而这判决则应该是不可能受到复审的。这样，大家也就不会互相扯后腿。不要使区委为难，他们怎么说，你就照办好了；这样，他们也不会使你为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法院里不需要有磁带录音机，也不必有速记员，只有慢条斯理地写字的女书记员，她只会用两个世纪前小学生写字的速度在笔录纸上慢吞吞地写下一点什么。这个审判笔录并不当庭宣读，审判员审阅和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审判员批准的东西才能构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认是在法庭上发生过的。至于我们旁听者在法庭上亲耳听见的，那都是云烟，早已消散，不，它从未存在过；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争取到了上诉的权利，这真是空前的事。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重新侦查的漫长过程，它一直拖了两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长大了一点，他们想从自己过去作的伪证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们和新侦查员又对他们进行训练了：你们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妈妈会吃苦头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妈妈有罪了。

我们终于来到梁赞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师像往常一样毫无权利。审判员可以驳回他的任何抗议，而这种驳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照旧是利用仇人邻居的证词作根据，还是无耻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证词。（请与巴兹别伊的案件比较一下看。）刚一开庭，审判员不是对证人说：“你把事实经过说一说。”也不是要求他们：“你把真实情况说说。”而是要求证人：“你讲讲你在最初侦查时是怎么说的！”而对于被告方面的证人的发言，审判员竟公然打断他们，扰乱他们的思路，并且进而实行威胁：“预审侦查时你在证词里说的可是…现在你有什么权利不承认它呢？”

女审判员阿夫杰耶娃不断地对几位陪审员施加压力，就像一头母狮对待羔羊。（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哪儿去找白发苍苍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国法院里的审判员的职位几乎全被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狡猾女人占据了。）她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说话像个男人，语气坚定、强硬，她自己可能也为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所陶醉了吧。只要审讯进程稍不如意，她就大发脾气，甩尾巴，脸涨得通红，打断不中用的证人的话，威胁我的教员同事们。她说；“你们怎么能怀疑苏联的法院呢？”“你们怎么能设想是别人唆使孩子们那么说的呢？那就公说.你们自己一定也在教给孩子们撒谎吧？”“集体给法院写联名信是谁策划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谁？是谁？是谁？）检察长克里沃娃（都是谁给她们选择了这些贴切合适的姓氏呢？）面对这样气势汹汹的审判员却一声不吭，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