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的时代，比静安先生时代工作条件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丰富材料，但一般朋友作学问的方法，似乎依然还保守，停顿在旧有基础上。社会既在突飞猛中变化，研究方面不免有越来越落后于现实要求情形。有些总结的论文，虽在篇章中加了新理论，却缺少真正新内容。原因是应当明确提起的问题，恰是还不曾认真用心调查研究分析理解的问题。这么搞研究，好些问题自然得不到真正解决。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值得全国治文史的专家学人，正视这一件事情。如果领导大学教育的等教育和直接领导大学业务的文史系主任，都有了个崭新认识，承认唯史观应用到治学和教学实践上，是新中国文化史各门研究工作一新趋势和要求，那么，想得到和全面的结果，除文献外，就不能不注意到万千搁在面前的新材料。为推研究或教学工作，更必需把这些实和图书看得同等重要，能这么办，情形就会不同许多了。因为只要我们稍稍肯注意一下近五十年土的材料，结合文献来考虑，有许多过去难于理解的问题，是可望逐渐把它清楚的。如对于这些材料重要缺少认识，又不善于充分利用，不拘写什么，注什么，都必然会常常觉得难于自圆其说，而给人以隔靴搔之。特别是一面尽说社会是在发展中影响到各方面的，涉及生活中的衣住行和纹形式制度，如不和实广泛接，说发展、要证据时实在不可能说得而。照旧这么继续下去，个人研究走弯路，还是小事。如果这一位同志，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又有全国，本人又地位，影响大，那么走弯路的结果，情形自然不大妙。近年来，时常听人谈起艺术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始终像是在绕圈，碰不到实际。原因就是谈它的人并没有肯老实下工夫，在艺术各门好好的摸一个底。于是社会上才到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还有孤立的把商周铜上一些夔龙纹搬到年轻女孩衣裙上和舞台幕布上去的。这民族形式艺术新设计，自然也不会得到应有成功。最突不好看的，无过于北京一个新电影院，竟把汉石刻几辆车生生搬到建筑屋上去作为主要装饰。这些现象怪不得作设计的年轻朋友，却反映另外一现实，即教这一行的先生们，涉及装饰设计民族形式时，究竟用的是什么教育学生！追究底，是人之师不曾踏实虚心好好向遗产学习，提教材的结果。“搬”的恶果，并不是心工作年轻同志的过失，应当由那些草率书、虎教学的人负更多责任的。不把这一清楚，纠正和补救也无从作起。正如谈古典戏的演，前些时还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提起，认为“屈原”一戏演时，艺术设计求忠于历史，作的三足爵模型和真的一模一样。事实上屈原时代一般人喝酒，本是不用爵的。楚墓和其他地方战国墓中，就从无战国三足爵土，的全是羽觞。戏文中屈原使用三足爵喝酒，实违反历史的真实，给观众一错误印象，不是应当称赞的！反回来看看，人面杯式的羽觞的土年代，多在战国和汉代，我们却可以用它来修正晋代束皙所谓羽觞是周公经营洛邑成功而创始的解释。

如上所说看来，就可知我们的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都必需和新的学习态度相结合，才可望工作有真正的新的展开。如果依旧停顿在以书注书阶段，注《诗经》、《楚辞》，固然要碰到一大堆玩意儿，无法代清楚。即注《红楼梦》，也会碰到日常许多吃用玩，不从文知识发，重新学习，作注解就会觉困难或发生错误。目下印行的本，许多应当加注地方不加注解，并不是读者已经懂得，事实上倒是注者并不懂透，所以避开不提。注者不注，读者只好虎虎过去。这对于真的研究学习来说，影响是不很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学习，永远虚心的学习。必需先作个好学生，才有可能作个好先生。

我们说学习思想方法不是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发，注意材料的全面和不断发展。若放弃实，自然容易落空。苏联科学家伊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