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

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

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

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

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

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