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分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还是普太太我不知———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祈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为什么我们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沉思的读者，也许应当偶尔为格小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是有的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误歧途、可能神经错的太太(小？)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一些说服力。

她说的唯一的一个词是这个，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忘了退党。我们后来遭取缔时，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她为什么真的跟我们一起？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里的一切全都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为什么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我很难过，听说她境况不佳。她肯定不愿把我想起，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

有一也许还得补充: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的买报人到是一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封建主义的破烂货，您如果读它，甚至还能听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情和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特长衣服和超短裙，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一个好:投泽尔或克普勒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语。我嘛，人话我正在学，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落了地，因为他总算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时劈第一句话就问:“一九六八年您赞成还是反对？”由于笔者抱有不同的动机，为不同的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表态支持或反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他因此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于一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不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了“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代一下:一是文章本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在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说———挂羊卖狗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察力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来她，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是她。但愿这张照片的底片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也许那篇文章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提要是:

也实了那个古怪的“吉利克”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在他看来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像某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士机构，他们觉得受了嘲毫无理！，勉勉、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对清其字义又完全不兴趣，脆把电话一挂了事，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是唯一的结果。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他于是就去问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礼拜仪式“这本书是为孩安排的一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把我们的知识重温。不过这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左右举行”(范多尔恩语)。和新教徒的“主日学”类似的天主教活动。

笔者烈希望，莱尼当年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文笔所糟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在这期间得到了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向莱尼替阿洛伊斯求婚时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特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果真当时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一是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一趟，到教团总档案库去查找卜僧的下落？分别在弗赖堡和罗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固然从人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人意料的重要细节倒是外分和内分完全失调的玛格特提供了。走访玛格特，有时送几束、一小瓶杜松酒，偶尔送几支香烟，都不坐租车，因为他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要考虑，而且也得考虑人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分？

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将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