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了解情况，不是为了———笔者在简短的说明中说———同情谁，倾向谁，讨价还价。事实真相是他唯一关心的，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谈不上什么谈判代表。他———笔者———没有被授权干任何事情，也不谋求授权，至今他还一次也没有见过面那个“有争议的人”他只是在街上看到过她两三次，和她还不曾说过一句话。他希望弄清她的身世，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但尽可能不是一鳞半爪，他———笔者———既没有受地上的也没有受天上的什么机构委托。存在主义他是相信的，此刻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只是勉强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听着的霍伊泽祖孙三人才在脸上露出一点感到兴趣的神色，因为他们显然在“存在主义”这个词中将单纯讲究物质的味道闻到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对存在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说明。之后，库特霍伊泽问他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断然否认。再问实利主义者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他同样断然否认。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受到老霍伊泽、库特和维尔纳的轮番盘问，他们问他是不是大学毕业生、新教徒、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莱茵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赞成还是反对避孕药片、性狼潮、巴泽尔、教皇、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由于他———这真像是一种摸底式的轮盘赌，老是得把头转来转去，以便面对提问者———对所有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从一扇迄今看不见的门里一个女秘书突然出现了，终于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奶酪点心到他跟前，打开一盒香烟，一按电钮打开一堵原来天衣无缝、严严实实的墙壁，将三个文件夹取出，放到库特霍伊泽面前的桌子上，旁边再放上笔记本、白纸和一个烟斗，然后她———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子，使笔者想起了某些电影中妓院接客的那一套常规———这个胸脯丰满适中的金发女子又钻到那扇门里去了。最后，还是首先由老霍伊泽打破了沉默。他用拐杖轻轻地敲了敲那包文件，把拐杖放在文件上，以便时不时敲一下，以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这样一来，”他说，声音中显然带着伤感“这样一来就结束了七十五年来把我和格鲁伊滕家紧密连在一起的联系、关系和历史。我十五岁，正如您知道的，就成为胡贝特格鲁伊腾的教父———我和我的孙子现在跟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彻底决裂了。”
这里不得不破例压缩一下，因为老霍伊泽扯得太远了———从他六岁那年(一八九○年左右)在格鲁伊滕家的花园里摘苹果谈起，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强调自己的民主基本立场，叙述了莱尼的种种(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失误和蠢事，以及几乎所有已经介绍过的人物的生平———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听得笔者相当疲劳，因为大多数内容他已知道，虽然说法不同。莱尼的母亲，莱尼的父亲，曾在周末同莱尼外出的那位年轻建筑师，她的表哥、她的哥哥，死魂灵，等等，等等———而且笔者觉得，两个孙子也没有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还扯到“某些完全合法的交易”倒不是赤膊上阵，而是以守为攻，与那位大人物的风格近似，库特出生后得到的那块地皮———听到这儿，笔者就竖起耳朵———“是格鲁伊滕太太的祖父于一八七○年从一个移居国外的农民手里买下来的，每平方米十芬尼，这等于是免费奉送，他出四芬尼也能买下来，但他们家一向故作大方，而且他又是个疯子，还把价钱往上凑成整数，不是付五千马克，而是付两千塔勒，他这样每平方米就付了十二芬尼。今天每平方米价值三百五十马克，这能怪我们吗？如果考虑到某些我认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趋势———甚至可以说五百，不包括房子的价值，而房子的价值您完全可以认为同地皮价值相等。即使您明天带一个买主来，老实说，出价五百万，我———我们也不会脱手，您现在过来看看窗外。”他这时满不在乎地用他的拐杖作铁爪，钩住笔者(本来就一直在为他那松开的纽扣担心)那件没有扣紧的上衣，二话不说就把他拖到自己跟前，动作不可谓不粗鲁，而且———应当说句公平话———不能不引起他孙子的摇头。这就使笔者也不得不观看一下周围的房屋，那些高高低低在这幢十三层楼房周围耸立的九层、八层、七层的楼房。“您知道，”这一次声音轻得要命“这个区叫什么您知道吗？”笔者摇摇头，他对地形变化并不都了如指掌。“这个区叫霍伊泽林根———它就在那块被荒废了七十年之久的土地上建筑，一直到人家仁慈地把它送给那边的那位年轻先生，(拐杖向库特一指，现在语调含有讥嘲味道)，作为出生的礼物。是我、我、我使它没有永远躺在他的摇篮里，遵照我们的祖先即已耳熟能详的那句格言:‘让土地为你们服务’。”
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讲到这里开始显得衰老了；虽然自己现在不加掩饰地咄咄逼人，却把笔者想要摆脱他那根拐杖的铁爪当作是进攻，尽管笔者已相当体贴入微，而且由于担心自己的钮扣表现了巨大的克制。突然之间老霍伊泽脸涨得通红，果真把那个钮扣拽了下来，也撕下一大块旧花呢上衣，并且威胁地朝笔者头顶上挥舞拐杖。尽管笔者随时准备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人打，但他认为此时理应正当自卫，急忙低头闪避，好不容易才体面地熬过了这一尴尬的场面。这当中库特和维尔纳出来息事宁人，显然是有人按了一下看不见的电钮，召来了那位胸脯发育适中的金发接客机器，她以难以形容向老头、难以模仿的冷淡方式悄悄地讲了几句话，哄他出了办公室。这件事使两个孙子异口同声地评论说:“特鲁德，您真是我们最好的万金油姑娘。”老头走出大厅(“房间”两字笔者在这里不敢使用，怕引起别人控告侮辱罪)之前还回头嚷道:“胡贝特，你的笑会叫你吃大亏的。谁最后笑，笑得最好的就是谁。”
维尔纳和库特霍伊泽两位看来仅仅从保险角度关注此事。三人就损坏的上衣举行了尴尬的会谈。维尔纳想立即支付一大笔现金来赔偿上衣的念头，可以说于萌牙状态时就被库特扼杀了。维尔纳已经采取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掏钱包的动作，之后却又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们要按新价赔偿，我们虽然没有义务这样做。”又说了些什么“痛苦赔偿金”、“压惊钱”等等，并提到几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保单号码，最后召来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特鲁德。她请笔者给她一张名片，当她发现笔者没有名片时就将脸上厌恶的神情流露出了，把他的地址记在她的速记本上，脸部表情就好像有人逼她收拾一堆臭得特别令人恶心的粪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