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