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现在是强调这一特性的时候了。

作家有时候要像西西弗那样固执和坚韧，否则你就会和巨石一道滚下山去。我不愿意滚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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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完成了《危险的移动》第二部的创作（第一部于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习惯把书稿封存了起来，开始思考下一步怎样执行创作计划。

本书不在计划之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这里的人物却经常闯到我的脑海里来，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想到它，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我。因此，一旦把《危险的移动》第二部杀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母亲·儿子·黄河》找出来，仔细阅读。我发现了将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时也发现了这部作品蕴涵着没有被很好开掘的深刻历史内容，这是一个现在就可以开挖的富矿。于是，我改变了计划，把别的作品推后，优先写作本书。

《母亲·儿子·黄河》是一部较长的中篇，大约八万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经在一份历史研究杂志上作为特定题材作品进行连载，当时反应不错，曾经有电影导演找到我，希望改编成电影。我自然十分高兴，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导演在他所在的电影制片厂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居然在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渐渐停了下来，当时弄得我很郁闷。现在，我很庆幸那件事没有进行下去，否则，在我的创作历史上留下的将不是辉煌，而是一种抹都抹不掉的难堪。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作品本身。